第八十四章 九二：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（2 / 2）

陶侃驻武昌时，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。陶侃“每不答，而言者不已，侃乃渡水猎”，与诸将佐察看形势。陶侃为之分析说，邾城隔在江北，内无所倚，外接敌寇。即便派兵驻守，也无益江南。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。众将才恍然大悟。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。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。公元339年后赵遣兵来攻。邾城孤立无援，终于兵败城陷，损失惨重。

陶侃“性纤密好问”，勤于调查访问，人比之赵广汉。他精于吏职，善察访，发奸擿伏如神。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。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。“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。侃后见，驻车问曰：‘此是武昌西门前柳，何因盗来此种？’施惶怖谢罪。”

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。时人梅陶说过：“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，陆抗诸人不能及也。”将陶侃比之曹操、诸葛亮，这确有些溢美。但以陶侃的才略，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，他能勤于吏职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。陶侃自称“少长孤寒，始愿有限”。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，才得以出人头地。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。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。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，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。其次，元帝、明帝两朝荆、扬对峙，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。公元329年，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，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。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，便于接应，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。咸和五年，陶侃“尝欲起兵废（王）导”，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，因“郗鉴不从乃止”。这种上、下游间实力的变化，使陶侃虽有“窥窬之志”。也只能“自抑而止”。陶侃晚年位极人臣，能“怀止足之分，不与朝权”，对他个人来说，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这样既可维持“家僮千余，珍奇宝货富于天府”的家业，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。然而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。荆州西临成汉，北接后赵。公元322陶侃遣毌丘奥经营巴东，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。襄阳为荆州北门。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，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。陶侃“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”，因其病重而作罢。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、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，确实难能可贵。平襄阳后拜大将军，赐赞拜不名、剑履上殿，陶侃推辞。

九二与九五爻不相应，所以得不到九五的支持，可是他能够居中守正，并且做事提前做好谋划，虽然不得位也会吉祥。大大方方走在平坦的大道上，可是内心却早已把应对各种危险的方法考虑周全了，怎么会不吉祥呢?这就好比拿破仑所说，作为一名合格的将领，应当随时考虑好发生意外时的解决办法。这位世界军事奇才正是在平时养成了战略部署习惯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常胜将军。

“九二”阳刚得中，似心怀坦荡的隐士，执者纯正，不求闻达，不被世俗所扰，当然吉祥。陶侃年少时就有大志，家境却非常贫寒，和母亲湛氏住在一起。同郡人范逵一向很有名望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有一次到陶侃家作客。当时，冰雪满地已经多日了，陶侃家一无所有。可是范逵车马仆从很多。陶侃的母亲湛氏对陶侃说：“你只管到外面留下客人，我自己来想办法。”湛氏头发很长，拖到地上，她剪下来做成两条假发，换到几担米。又把每根柱子都削下一半来做柴烧，把草垫子都剁了做草料喂马。到傍晚，便摆上了精美的饮食，随从的人也都不欠缺。(未完待续。。)</dd>

既然这一爻给人的感觉有怀才不遇之象，为什么认为是吉祥的呢？这一爻的象辞作出了如下的解释：“幽人贞吉，中不自乱也”，意思就是：“幽居之人安于闲适的生活，是因为能够持中而没有失去自我发生混乱的缘故”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有时候看待一件事的吉凶，仅从表面现象来说是片面的。有的人表面看上去很风光，可是，就在这风光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灾祸，没过多久，就会因为这种风光而导致灾祸。相反，有些人看上去像个隐士，虽有才能而不为外人所知，无法发挥其才干。但是，这样的一种境遇不一定是长久的，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机会。就是是一辈子没有机会，只要自己能够顺从天道，也能活得坦荡而不招致灾祸。

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要想一辈子都很顺利是不太可能的，人生就是在起起伏伏之中不断前进。因而，有的时候，我们会和履卦九二爻所说那样，遇到有才难展、有志难伸的时候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，以及作出怎样的处理，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巨大的作用。譬如一个人在某个单位工作了好几年，无论从能力和资历来说都到达了一定的程度，但你的才能却始终得不到领导的赏识，一直无法得到升迁。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，就要明白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，每个人经历这一过程的时间长短不太一样，也许你所要经历的那个过程比别人长一些，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。但是，这并不表明你的结局一定比其他人差。只要你心怀坦荡、行事光明，保持内心安宁，就不会自乱方寸，作出什么让你后悔的事，等到机会来到，你的才能终会展现出来。就算你的才能没有机会得到展现，你的品性也会慢慢被人接受，因此结果是吉祥的。如果不能保持这样的心胸，一旦遇到不顺，就不计后果，作出什么冲动的行为，或者整天怨天尤人，这样只会让你处于混乱之中，从而作出一些不利于自己的行为，这样就会使你以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不利，以至于丧失了机会，这是很不可取的。

总而言之，只有长久地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始终坚持走正道而不偏差，结果就会吉祥，这就是“九二”告诉我们的简单而深刻的道理。

变震为大涂故为道，坦坦者宽平之道也，即正道。幽人者隐士也，兑为洞穴故为幽人。九二之象以刚居中，虽上与九五之君不相正应。下为六三之阴所掩，然能自甘淡泊固守其穷，不因外在之荣辱而自乱其心，如是胸怀坦荡不轻于自售，则能履得宽平之道，故占之则曰幽人贞吉。

晋朝名将陶侃，公元322年，王敦举兵反，朝廷下诏陶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，又转任都督、湘州刺史。王敦攻入建康。把持朝政后，恢复了陶侃的本职，又加散骑常侍。当时交州刺史王谅为叛贼梁硕所害，陶侃遣其将高宝进击，将梁硕击败。以朝廷下诏以陶侃领交州刺史。根据前后的功劳，封其次子陶夏为都亭侯，进号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[17]

公元325年，王敦之乱平定后，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、湘、雍、梁四州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荆州刺史、领护南蛮校尉。晋元、明两朝。王敦两次兴兵，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，并未实际介入，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。陶侃出掌大镇。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。

东晋建立后，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。王敦在兵进建康的过程中，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，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。王敦专权后。委任亲信，排斥异己，诛除不从。其中。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。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。故明帝能收侨、吴士族之力平王敦。王敦之乱被平定，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。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，但王导仍居中枢。为避免重蹈覆辙，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政治格局。因此，他一方面重用庾亮、郗鉴等人，制约王导的权力，同时拔擢江东士族，在侨、吴士族间搞平衡。另一方面，“改授荆、湘等四州，以分上流之势”，使方镇互相牵制，收相维相抗之效。

陶侃镇荆州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。陶侃入主荆州，“荆州士女相庆”[20]。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。“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，奉法为苛刻”，“从容为高妙，放荡为达士”。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，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，声言：“《老庄》浮华，非先王之法言，不可行也。君子当正其衣冠，摄其威仪，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！”因此他“终日敛膝危坐，阃外多事，千绪万端，罔有遗漏。远近书疏，莫不手答，笔翰如流，未尝壅滞。引接疏远，门无停客。常语人曰：‘大禹圣者，乃惜寸阴，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，岂可逸游荒醉，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。’”每宴会饮酒，他有定限。常欢有余而限已竭。众人劝更少进，但他决不再饮。他自己如此，要求部下也这样。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，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，还“命取其酒器、蒲博之具，悉投于江”。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。

陶侃治荆州，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。王敦平后，荆州大饥，百姓多饿死。陶侃“至秋熟辄籴，至饥复减价粜之。士庶欢悦，咸蒙济赖。”羊祜、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，颇得民心，这对陶侃影响不小。此外，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，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。因此他“务勤稼穑，虽戎阵武士，皆劝励之。有奉馈者，皆问其所由，若力役所致，欢喜慰赐；若他所得，则呵辱还之。是以军民勤于农稼，家给人足。”在他治理下，“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，路不拾遗”。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。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，生产有所发展，当是事实。

陶侃行事，小到竹头木屑，大到设城驻兵，考虑颇为缜密细致。他曾主持造船，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。众人不知为什么。后逢大雪，天晴雪融，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，木屑正好用来布地。几十年后，桓温为荆州刺史。桓温伐蜀大造船，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钉装船。